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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1章 曾巩与吕公着：反对新法的皆是“好人”（第3页）

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，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。

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，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，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，怎么行义、政事、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？

人们都说，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，历史上已成公论。

可吕公着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，真是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，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。

然而，老吕当年虽然“恣行奸利”，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。而小吕则是“深中多数，不可测识”，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，一同打倒。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，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？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、贻害国家呢？

我国历史上的变法，诸如商鞅变法、范仲淹变法、张居正变法等等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会触及到封建地主、贵族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，从而引起他们极力的反对。

因此，中国的历次变法不可避免的就都会伴随着“新旧党争”。

熙宁年间，以司马光、韩维、文彦博、欧阳修、富弼、韩琦、范缜、苏轼等为首的旧党，他们就是在极力反对王安石推行他所制定的新政。当然，他们的反对，并不是反对王安石进行改革的初心，而是反对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时的那些内容。

简单的说，王安石变法的“新旧党争”，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，而是要怎样改革的争论。

比如苏轼，他就明确反对“均输法”的推行，他认为其不但不会让国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实惠，反而会滋生出更为严重的腐败，从而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。

韩琦则是明确反对“青苗法”的推行，他认为此举不但救济不了青黄不接的百姓，反而是会加重百姓头上的负担，直至让百姓们家破人亡。

事实上，王安石虽是清正廉洁，但他因情商实在是太低，为了将变法严格的执行下去，只要是赞成变法的官员，他就不问出处、照单全收，直接委以重任。因此，导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变法走向高层，执掌变法大权，如后来的奸相蔡确、蔡京等人，他们皆是靠着依附王安石，从而掌控了实权。

当这些小人掌控大权后，他们虽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，但常常会在施行新法的过程中，暗行剥削百姓之事。

比如在实施青苗法时，本来的利率是在二三分，但是这些官员在实施的过程中，却是在暗地里加收了好几倍的利率，致使百姓们不堪重负、怨声载道。王安石在变法时重用的皆是这些小人，欧阳修、苏轼等正义之士又岂能不反对呢？

我们不妨开个玩笑，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，都是正直忠义的“好人”。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，都是苏轼的朋友。同理，凡是因反对新法、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，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。

然而，苏轼的此次失误，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的赠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