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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1章 曾巩与吕公着：反对新法的皆是“好人”（第2页）

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，知识渊博，文采斐然，在工作中“侔古循吏”，身兼数职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。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，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，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。

刘攽还说，自古以来的皇甫镈、裴延龄那些“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”之流，和商鞅、张汤这样的酷吏、鹰犬，都鲜有好下场的，王安石听后大怒，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。

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，有一句“君不见阮嗣宗，臧否不挂口，莫夸舌在齿牙牢”（《送刘攽倅海陵》），又被抓住了把柄。

反动派说苏轼是用了《史记·张仪传》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，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，不容人直言。“秋风昨夜入庭树，莼丝未老君先去。（同上）”又用了晋朝张翰“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”，“刘郎应白发，桃花开不开。（同上）”还用了刘禹锡两度被贬的“桃花诗案”，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。

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，字子固，建昌军南丰（今江西省南丰县）人，出身儒学世家，家世显赫，祖上世代为学者。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，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。

曾巩天资聪慧，记忆力非常强，幼时读诗书，脱口能吟诵，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。 十二岁时，曾尝试写作《六论》，提笔立成，文辞很有气魄。到了二十岁，名声已传播到四方。

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，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，先后理校出《战国策》《说苑》《新序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唐令》《李太白集》《鲍溶诗集》和《列女传》等大量古籍，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，并撰写了大量序文，九年后，曾同志任职《宋英宗实录》检讨。

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，以文相识王安石，结成挚友。

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，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。曾巩二十岁入太学，上书欧阳修并献《时务策》，此后，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，结交了王安石，而且已经同杜衍、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，投献文章，议论时政，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，自此名闻天下。

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，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，曾巩仍然据实告以“勇于有为，吝于改过”。在这里，我们知道老曾说的都是实话，而不是朋比欺君。

吕公着，字晦叔，寿州(今安徽省寿县)人 。北宋中期官员、学者，太尉吕夷简第三子。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。

父亲吕夷简主政时，吕公着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，他穿戴破旧，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（太会装逼了），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，却也并未感到惊奇。等到他离开后，经询问得知是吕公着，才惊讶感叹。这一段子，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“不仗父势”的美名，至少比当今兜售“我爸是**”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。

吕公着从小好学，以至废寝忘食。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，忍不住说，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。在宋代学术史上，吕公着开启了吕学端绪，吕公着一门登录在《宋元学案》上者有十七人。

吕公着与司马光同属旧党，司马光在当政后，“尽废新法”。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，不得专以王安石的“三经新义”取士，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，不得以申、韩和佛学为学，恢复贤良方正科。

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，吕公着极言道，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，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，也没有能胁之以威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。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，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，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，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？

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，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，吕公着说，吕惠卿固然有才能，但奸邪不可以任用。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，王安石更加愤慨，诬陷吕公着恶语中伤，神宗于熙宁三年（1070）四月初八贬吕公着为颍州知州。

吕公着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，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曾巩对他却并不感冒。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，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，老吕就说，曾巩此人“行义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”，意思是说在神宗眼里他那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，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连“臭狗屎”都不如的。

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，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