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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0章 王安石其人（第2页）

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，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，改革取士。废明经，设明法科。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，整顿太学，唯才是举，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。

可惜的是，在工作方面，王安石忽视执行方法重要性，不搞调查研究。身为宰相，提出改革方向虽好，事实上历史每次变革出发点都是好的都好，但执行措施失误，用人不当，这可都是大忌，这样重要的事王安石居然都意识不到，甚至常常是刚愎自用、独断专行！

但在工作之外，王安石却又是一种多面的形象。

他推崇类似于今天的“极简”生活，自觉转向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。宋人时评：“王荆公性简率，不事修饰奉养，衣服垢污，饮食粗恶，一无有择，自少时则然。”

“王荆公性不善缘饰，经岁不洗沐，衣服虽弊，亦不浣濯。”他不喜洗沐，由于常年很少换洗衣服，以至于上面长满了虱子。有一次，就在王安石面见宋神宗时，有只调皮的虱子竟然爬到了胡须上，宋神宗看到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王安石虽然对个人卫生不甚讲究，对待工作却很讲究。

王安石二十六岁时就出任了鄞县知县，刚走马上任的他，并不熟悉鄞县的地形。于是，他俯下身子向当地老农请教，跋山涉水，披荆斩棘，十几天就行程数百里，实地勘察当地民情和地理，并沿路劝导农民拔除葑草，疏浚湖泥，砌筑堤堰，措置碶闸，还因此成了公认的水利专家。

青黄不接时，他顶着压力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，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荒与困苦（注意了，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，也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）。

王安石一生严格自律，志行高洁，他坚持“非吾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，在品行操守上极为讲究。难怪黄庭坚在《跋王荆公禅简》中，称他为“一世之伟人”。

在对待学问研究（特别是炼字）上，据说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，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。当初他先用“到”，又改作“过”，再改作“入”，“满”等都不合意，修改了多次后，最后选定了“绿”字。

尽管他把北宋政坛上闹得是天翻地覆，但其家里却是一派祥和：他只有一个发妻，从未纳妾，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会里，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另类。

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，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，简单说来，可以说是亦敌亦友。

说到苏轼的政敌，最难说清的莫过于王安石了，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，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，又是上下级关系，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。

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，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，以及他所敬爱的朝中元老、他的亲朋好友，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，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，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，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，也势必要与新党的领袖王安石发生冲突。

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，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，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。欧阳修曾就试图将王安石介绍给苏洵，而王安石也乐意结识苏家父子，但是苏老泉却拒而不纳。

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，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，苏洵独不前往（有个性）。

其实，苏轼起初对其父写《辨奸论》是不以为然的，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。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还是非常赞赏的，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《英宗实录》，甚至认为该书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。

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喜好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，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。

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，神宗非常重视，当天就予接见，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，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