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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委托（第1页）

四岁的松田真实

照片中的圆脸女童身穿红色上衣，头发乌黑，戴着一顶小红帽。她应该正在参加运动会，表情有些紧张。

在另一张照片中，她戴着一个报纸叠成的头盔，望向镜头的眼神满怀信任。旁边是一面鲤鱼旗，应该是在端午节[1]那天拍的。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，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，这个年仅四岁的大眼睛女孩永远失去了未来。

自从开始采访，我就无数次地端详这些照片。这是我与女孩的唯一交集。她是个怎样的孩子？说话声音什么样？喜欢什么游戏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很想去采访她的亲人，却连他们住在哪里都不知道。

我在北关东的案发地待了一个月，忙于“足利事件”的同时，也不忘对另外两起菅家已经供认却不予起诉的案件展开调查。他明明供认了三起案子，为何只起诉了一起？我询问了当时的一位侦查员，他站在玄关低声回答：“唉，菅家太可怜了，三起案子都起诉的话，就得判死刑了……”可如果真的是他杀害了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判处死刑不是罪有应得吗？侦查员没底气的语气令人生疑。

最初发生的案件是一九七九年的“福岛万弥事件”。当时，五岁的万弥在市内一个神社失踪。人们再次发现她已经是六天之后。在渡良濑川河岸搜查的警察发现芦苇丛中有只旧帆布背包，包口微开，露出一个孩子的脚踝。那就是福岛万弥。她只穿着内衣，无外伤，是窒息死亡。

我先去了福岛万弥失踪的八云神社。神社内立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，绿意盎然，十分幽静。当时的福岛家与神社比邻，但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，福岛家早已被拆，成了一个停车场。我不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。

我在周围到处打听，不一定有用，可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走进一家餐馆，老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新住址，却告诉我一个新的消息——小万弥的亲戚常来这里用餐。我找到了小万弥亲戚工作的地方，跟他见了面。

对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：“万弥的家人已经不想再提这件事了。”我仍然恳求他转告万弥的父亲。后来万弥的父亲总算答应接受采访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事情已经过去太久，这次采访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。但为了不让这一丝微弱的线索中断，我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。

万弥的父亲福岛让依然清晰记得最后见到女儿的情景。

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中午，福岛先生从工作单位骑自行车回家吃饭，在八云神社看到了独自靠着围墙的万弥。神社内院一直是她的游乐场。万弥一见到父亲，立刻展露笑颜。福岛先生跟女儿说了会儿话。

“我跟她说：‘万弥，要吃饭喽！’说完我就进屋了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。万弥当时笑眯眯的。那时我要是把她带回家该多好啊。”福岛先生十分悔恨。

案发后的第十三年，有警察来联系他。“警察告诉我，一个叫菅家的男人被逮捕了，他招供了关于我家孩子的事情。那个年长的刑警对我说：‘太好了，抓到凶手了。’可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再没有人告诉我。”

对家属置之不理的情况在日本刑事案件中一直很常见。

我问福岛先生如何看待足利市发生的三起杀童案。

“这么一个小地方，会对小女孩下手甚至杀害她们的人不可能有很多。怎么会有人毫无人性地做出这种事呢？”说完他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万弥的母亲已经亡故。

警察当时拿走了好几张万弥的照片，说用于办案，至今仍未归还。家里仅存的一张照片上，眼神有些落寞的万弥有张圆圆的脸，与父亲长得很像。

“她笑起来很可爱，是个很活泼的孩子。”福岛先生有些失神地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