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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章 苏东坡与贾易的恩怨始末（第2页）

一是乞求朝廷体恤民企民情，早日救济苏州、杭州、湖州与常州一带受灾的民众。二是向朝廷举荐了杭州的前同事、左朝散郎、佥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，此人“吏道周敏、学问该洽，文词雅丽”，尤其是事母至孝，只因母亲反感妻子，就果断休妻，十五年不再续娶。

朝廷上下，贾易除加紧搜集苏东坡的罪证外，已经在着手释放杭州的恶棍颜章、颜益兄弟。所以，东坡又不得不上书朝廷，恳请一定要外任。

应梓州知州周尹（字正孺）之请，为元佑三年在朝诸人送其知梓州时所作诗集作了跋文。本来东坡先生得知周正孺将要任满，欲向朝廷乞求到梓州接任，谁知梓州的百姓都像要离开父母一样拼命挽留，于是朝廷准许了梓州百姓的请求，让周正孺又留任了几年。

在朝中的日子里，东坡先生又重操旧业，在王驸马的《挑耳图》后作了跋。湖州人张大亨（字嘉父）来访京师，此人对《春秋》颇有研究，着有论《春秋》专着。东坡先生见了老张，顿时来了精神，遂与之畅谈了有关《春秋》的奥义。

龚夬这位年轻人，作为考官的翰林学士范祖禹“奇之”，尝对东坡言，夬文可以经世。在东坡的举荐之下，被朝廷诏为着作郎。而参政知事韩忠彦力言夬之忠直可补弹纠之职，遂又被召为殿中侍御史。上任后，即抗疏明元佑党人之冤，此上疏被朝廷采纳，为徙党人于内地。又弹劾蔡卞与章惇之奸，在君侧则蔽主德，在州郡则害苍黎。蔡京衔（接受）之，谪二人为监扬州酒税，后以其名入元佑党籍。

可见苏东坡、范祖禹以及韩忠彦看人的眼光之独到，也充分证明了小龚的不负众望。

俗话说，越是怕，狼来吓。

苏东坡担心的事终于来到了，侍御史贾易上书论苏东坡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在扬州的题诗心存不善，并论及了苏辙的一些事，意欲将苏轼兄弟一网打尽。

贾易的原话是：

尚书右丞苏辙，厚貌深情，险于山川，诐言殄行，甚于蛇豕。其兄轼，昔既立异以背先帝，尚蒙恩宥，全其首领，聊从鼠斥，以厌众心。轼不自省循，益加放傲，暨先帝厌代，轼则作诗自庆曰：“山寺归来闻好语，野花啼鸟亦欣然。此生已觉都无事，今岁仍是大有年。”此诗原本书于扬州上方僧寺，自后播于四方。轼内不自安，则又增以别诗二首，换诗板于彼，复倒其先后之句，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，从而语诸人曰：“我托人置田，书报已成，故作此诗。”且置田极小事，何至“野花啼鸟亦欣然”哉！

又先帝山陵未毕，人臣泣血，号慕正剧，轼以买田而欣踊如此，其义安在？谓此生无事，以年逢大有，亦有何说乎？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受者也。后于策题，又形讥毁，言者固常论之，及作吕大防左仆射麻制，尤更悖慢，其辞曰“民亦劳止，庶臻康靖之期”，识者闻之，为之股栗。

夫以熙宁、元丰之政，百官修职，庶事兴起，期间不幸，兴利之臣希冀功赏，不无掊刻，是乃治世之失，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《民老》、《板荡》之诗刺其乱也。

轼之为人，趋向狭促，以沮议为出众，以自异为不群，趋近利，昧远图，效小信，伤大道，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，真倾危之士也。先朝行免役，则以差役为良法，及陛下复行差役法，轼则以免役为便民，至敢矫称先帝之意，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附郭良田以给役人，向使朝廷轻信而用之，则必召乱，赖言事者排其谬妄，圣明察见其倾邪，故斥其说而不用也。

其在杭州，务以暴横立威，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，皆无罪之人，今则渐蒙贷免矣。既而专为姑息，以邀小人之誉，兼设欺弊，以窃忠荩之名。如累年灾伤，不过一二分，轼则张大其言，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，彼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，岂有更甚于此者。

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，皆为虚妄无实，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，乞赐度牒卖钱雇役，闻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类，虐使扞江厢卒，筑为长堤于湖中，以事游观，与公私并无利害。监司畏其强，无敢触其锋者，况敢检按其不法耶！今既召还，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倡言，圣眷隆厚，必求外补，非首相不可留也。原轼、辙之心，必欲兄弟专国，尽纳蜀人，分据要路，复聚群小，俾害忠良，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！

臣自被命以来，数使人以甘言诱臣者，或云轼深叹美，恨相知之晚，或云今之除授，辙有力焉，而臣之朴愚，不喜诡随，不知为身谋，故漠然未尝答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