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七看书

第76章 与“包拯式”人物滕元发的交情（第2页）

祈完雨的苏轼，面对新法对底层民众的干扰，常常是夙夜忧叹，天灾已除，但人祸仍在持续上演。

这时候，苏轼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、湖州人刘述（字孝叔）。如今这位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，已由江州（今江西省九江市）知州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，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。

在湖州时，刘大人曾陪同苏轼到处游玩，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，特别是在对新法上，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。

于是，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首二十二韵，一韵到底“上声七虞”韵的七言长诗，寄给了刘述，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一股脑地讲给了刘述听。

这首苏轼作于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长诗，除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外，还对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（至少在反动派看来）。

当时的情形是：王安石对外开边，对内变法，本想富国强兵，出发点无疑是好的，结果事与愿违。

神宗即位不久，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，如今竟先后转而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，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，心急火燎有增强兵备，“鞭笞四夷”之意。

十一月朝廷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，“伐木作车轴”，“取鼍（扬子鳄）皮以张战鼓”，虽史无明文，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。而这一切的征调，谁也不敢怠慢，否则就有资斧（利斧）之诛。

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，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“与虏试周旋”，但是，他反对“首开边隙”，反对为此而开矿、置将、伐木、取鼍，加重百姓负担，闹得鸡犬不宁。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，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，事目繁多，加上吏能浅薄，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。

如今密州仍然旱灾、蝗灾不断，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，作为知州的苏轼也是“斋厨索然”，不堪其忧，只得时常与通判刘廷式（字得之），沿着古城废圃，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，过着“揽草木以诳口”凄惨的生活。

在诗中，苏轼称颂了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，有补于世，及见朝廷遗使扰民，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，归隐湖山。如今的时局和自己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，原本应接受故人“当归”的劝告，但自己却“未肯衣冠挂神武”，没能挂冠而去、归隐故里。

我们前面提到过，作为胸无城府的文人官员，苏轼的性格也不能免俗。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，就会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，唯恐有所保留。

当然，作为行文与作诗，我们欣赏苏轼的这种坦诚。但从政治角度考虑，这样的做法，就显得有些意气用事了。

在随后的《乌台诗案》中，诗中那些引经据典、文绉绉的押韵诗句，毫无悬念地都变成了苏轼讥讽朝廷的证据了。

四月十二，朝廷突然下诏，宣布废止给田募役法。

此举使得苏轼一头雾水，因为自来密州任后，苏轼就积极推行这项政策，比如先用助役钱招募了一些弓手，老百姓对此也很认同，执行起来也颇为顺利。

谁知，就在密州官民齐心协力地要将政策推行下去之时，此法又被废止。

在苏轼眼中，这种给田募役法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各级官吏将它执行得有失偏颇，收上来的钱财没有很好地反馈到百姓身上。这种制度中有五利二弊，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，只要设法将弊端尽量减少即可，这项制度还是不要废除的好。

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，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，所以说，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给田募役法实为免役法的发展。就新法的整体而言，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，但是对于新法中的具体措施，如“裁减皇族恩例、刊定任子条式、修完器械、阅习旗鼓”等则是持以肯定态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