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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章 开始卷入变法旋涡（第4页）

苏轼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：

他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，强调其与中书、宰相的功能相重合，认为这不仅增加了冗员和冗费，还导致了朝廷体制的混乱，使得民众和官员感到困扰。

强调国家的根本在于“道德”与“风俗”评判体系的建立，而不应简单以“强弱”与“富贫”的表象来评价国家的状况。这种强调道德伦理的观点，反映了苏轼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，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，更在于社会伦理的健康。

苏轼还对王安石压制谏官言论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，他认为这种手段是毫无道理的，不仅违背了言官制度的初衷，还可能导致国家的大害。

殊不知，宋神宗赵顼即位时，北宋的统治真的是着面临一系列危机：如军费开支庞大，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，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，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。

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治平二年（1065）的时候，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。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、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，屡屡暴动反抗。值此内外忧患、财政困乏之际，赵顼对宋太祖、宋太宗所制定的“祖宗之法”产生了怀疑。于是乎，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。

熙宁元年（1068）四月，王安石入京受命。

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，异常兴奋，马上召其进宫。赵顼与王安石晤面，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、财政、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襄助自己成就宏图大业的人才。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、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，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。不可否认，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，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头上浇凉水的人，一种可能是神宗的长辈比如英宗，可是英宗业已驾崩；再一种就只能是臣僚中的头脑发热者，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“政治上不成熟”者。

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，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位同宰相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。

然而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，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，陈述新法之利弊，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，这就是着名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。

《上神宗皇帝书》开篇便说：“臣近者不度愚贱，辄上封章言买灯事。”此时，苏轼的许多师友，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，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被迫离京。后来，苏轼也因此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，不出意外地被贬为杭州通判。

看过《上神宗皇帝书》原文的人都知道，作为惜字如金的文言文，苏轼竟然写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，里面尽是旁征博引、妙语连珠，很有当今重点高中文科班学生的优秀杂文习作之风，从文采的角度来讲毫无破绽，甚至是一篇美文。

但政治毕竟是政治，它本身是无比残酷的。

所以此时的苏轼，还只能叫苏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