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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8章 横空出世的王安石（第2页）

二月中，由于王安石已经大权在握，此人平素最为厌恶好议论朝政者，因此除丧还朝的苏轼被以殿中丞、直史馆授判官告院（掌文武官员、将校告身及及封赠），兼判尚书祠部（掌尚书省祠部曹）。

宋朝的官名很长，但苏轼的这种小官工作的确清闲，“颇甚优闲，便于懒拙”，不过这正和苏轼的心意。只是苏辙要到制置使上班，工作极为繁重，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，对于哥哥的清闲工作倒是极为羡慕。

三月十六，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。

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是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。变法以前，宰相、枢密使不得过问财政大计，造成兵、财、民三权的脱节，以至于问题丛生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熙宁二年（1069）的二月二十七日，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的同时﹐随即就创建了这个机构﹐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，以“经画邦计﹐议变旧法﹐以通天下之利”。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，就连中书省及门下省亦不得过问。

条例司的主官为同制置三司条例，共二员，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制订新法，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。因初置时，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，故冠之以“同”字。属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，二员或三员；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，若干。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，考察新法实行之利弊。

为什么要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，那是因为苏辙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，他认为国家要想国库充盈，不是想尽办法去向民间求财使得国家富裕，而是去想办法去堵塞使国家财富流失的漏洞。并指出具体的漏洞主要有三个：一是官员编制冗余，二是国家养活的冗兵过多，三是财政支出不必要的花销过多。

苏辙的奏疏到了神宗小皇帝那里，神宗将奏疏原件转到中书省（相当于全国人大），并在奏疏上批示如下：

朕详观疏意，知道苏辙同志确确实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，观点大都切中时弊（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），作为下属官员，非常之难能可贵。

于是，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，随即任命了上述的官职。

苏轼知道，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，虽然王安石、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，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、亲力亲为。

三月二十七，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，还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。

书呆子董传亡故后，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，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。

于是，苏轼只得上书韩琦，先说董传确实有才，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。董传母亲守寡多年，弟弟孤弱尚小，连吃饭都有些困难。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等等，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。

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，苏轼还告诉韩大人，不如让陈铎把钱捎给在歧下的宋迪（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），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，若赙金还有结余，那就留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。

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，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汲（字师中）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汲的兄长任孜（字师平），此时，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。

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，又开始了提笔作诗。

这位老乡任汲，标签是“少学读书，通其大义，不治章句。任侠，喜事。”初为河南新息令，民爱之，遂在当地买田而居。此人后来曾通判黄州，还转知过泸州。